明代，苏州虎丘成为苏州士人与民众郊游的重要地点，如黄省曾在《吴风录》写道“至今吴中士夫画舡游泛，携妓登山，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，增益胜眺，自是四时，游客无寥寂之日”虎丘成为市人喜爱的郊游场所。但随着市人郊游的不断增多，环境变得拥挤，明代文人兴起夜游的方式。

       本文将以文人的虎丘夜游的方式看文人的“夜游”中的浪漫想象。

      关键词；文人；虎丘；夜游 ；情思

文人作为按布尔迪厄的资本划分是拥有“文化资本”的社会群体。“文化资本”会以作品、艺术趣味、时尚潮流来以区别于他者。在虎丘这个巨大的城市生活体之中彰显其存在。

（一） 夜游的出现

黄省曾在《吴风录》写道“至今吴中士夫画舡游泛，携妓登山，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，增益胜眺，自是四时，游客无寥寂之日”。虎丘自太守胡缵宗建造楼阁以来，游人如织，一年四时如是。这些游客中的身份我们可以从郑若曾的《苏松浮赋议》中窥见：“其书、冠、鲜服、画、箫、鼓遨游于山水间者，皆商贾之徒，胥吏之属，及浮浪子弟，倡优，仆隶，而非有田者也。其有田者，为赋役所困，兢兢乎朝不保夕，奚暇为经营之计游观之乐哉”。当然郑若曾对游玩者身份有着过大的倾向对其进行揣测，但我们也可知商贾和胥吏和其他贵公子在出游虎丘中的占据多数。面对拥有巨大人流的虎丘，拥有财富的富贾与文人产生游玩时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，明代江盈科曾记“甫投笔，见夕照在山，紫绿交映，命童子提胡床坐船头，披夕爽。乃南来巨舰，与我舟争道，不佞谨避之，跃入船窗不能得，两舟横冲如霆击，我舟几覆。不佞倏而堕水，水没吾顶，去岸逾寻……”富商大贾的争道让江盈科差点落入水中。因此面多众多的嬉笑游玩的商贾和胥吏和其他贵公子，如李流芳就提出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，葢不幸与城市密迩，游者皆以附羶逐臭而来，非知登览之趣者也”以对游玩方式的指责。

明代 沈周虎丘十二景册页（之一）

除游玩方式，商贾、胥吏则借钱势，以期在出行中携带“词人韵士”多请文人会饮，为其唱和，展现“文雅”比附风骚。而许多词人韵士也往往成为商贾的座上客，如陈懿典在其《送汪生还新安序》写道；“即所称鼓筴读书，号为词人韵士者，往往借游大人，以成名之说，而济其取润之谋”文人群体则采取使用戏谑的方式对于这种状态表示不屑。陈继儒就曾言“昔游有二品，而今加三焉。贾之装游，客之舌游也，而又操其边幅之技，左挈贾右挈客，阳吹其舌于风骚，而阴实其装于稠橐。施于今而游道辱矣……瞌睡半生，毋与客，贾肩随而趋，为青莲老子所笑”[ ]对于附庸风雅之人的鄙夷，更是认为附庸于富人乃是对于游的侮辱。当然文人也会以戏弄的方式对白日占据虎丘的商贾、胥吏之徒，如李绍文的《皇明世说新语》就记录一件趣事“有数贾，登虎丘且饮且咏。张灵因更衣为丐者。乞食，且愿得和，贾笑曰；丐者得无诳乎！与之，笔挥毫不已，凡得百絶。贾始骇，抵舟命童子，易维萝阴下令迹絶。贾使人察之不见也，皆以为神仙”。由此虎丘的市井活动的扩展和旅客的过度拥挤，影响到文人的清雅志趣的郊游活动。而忙乱的市井郊游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人追求静致的障碍，夜晚成为文人无可避免的选择。

《海内奇观》（之一）虎丘图

（二）游道的出现

李流芳在《游虎丘小记》中写道“虎邱中秋游者尤盛。士女倾城而往，笙歌笑语，填山沸林，终夜不绝。遂使丘壑化为酒场，秽杂可恨。予初十日到郡，连夜游虎邱，月色甚美，游人尚稀，风亭月榭间，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，亦复不恶。然终不若山空人静，独往会心。尝秋夜与弱生坐钓月矶，昏黑无往来，时闻风铎及佛灯隐现林杪而已。又今年春中，与无际舍侄偕访仲和于此。夜半月出无人，相与趺坐石台，不复饮酒，亦不复谈，以静意对之，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也。生平过虎邱才两度见虎邱本色耳。友人徐声远诗云：“独有岁寒好，偏宜夜半游。真知言哉！”在从多的游览者中，文人追求雅致与情丝成为一种特殊标志的群体。渐渐文人群体发展出异于其它游览者的文化，即“游道”。区别于普通商贾、市人的游览，让城市郊游为一种品味的选择和身份趣味的认同。

如布尔迪厄“趣味”概念所说；“一个人的全部所有即人与物的原则，是一个人对别人而言之全部所是的原则，是一个人借以给自身分类并被分类的东西的原则”[ ]在这样的区隔中文人成为一种特殊的群体，非功利的性质成为一种标志。而“性灵”的浪漫性成为最为显著的标志。王思任在《纪游引》里就写各种形式旅游的各自缺陷最后提出“游道”重要的则是“释其回而增其美，游道如海，庶几乎蠡测之矣。至于鸟性之悦，山光人心之空浑影，此即彼我，共在不相告语者”“游道”是一种修行与浪漫体验，而夜晚更是为个人的提供了想象的空间。

（明）沈周 千人石夜游图

（三）以沈周夜游为例

 此幅手卷虽绘于弘治六年（1493 年），但事情发生则是在成化十五年（1479）四月九日，时隔十四年前，当时沈周年五十三，一人独自夜游虎丘。而缘由也在《石田先生诗抄》卷二中写道《四月九日因往西山，薄暮不及行，艤舟虎丘东趾，月渐明，遂登千人座，徘徊缓步，山空人静，此景异常，逎纪是作》。十四年后在其《千人石夜游》文章沈周仍然回忆当时的夜游。沈周在文中写道的“今我作夜游，千载当隗始。澄怀示清逸，瓶罍真足耻”[ ]提示着沈周在夜游里一种“澄怀清逸”的独特情感流淌在夜游的时间中，而这样的生活体悟本身也离不开沈周本人的生活形式，文征明曾经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沈周“轻风淡日总诗情，疏树平皋俱画笔。由来画品属诗人，何况王维发兴新。胸中烂漫富丘壑，信手涂抹皆天真”生活与诗书画相连，是作为抒发自我的烂漫情怀的文人。

但是对于理解沈周的夜游而言，或者是理解在夜游中沈周所思所悟所想可寻弘治壬子（1492年）的秋七月，65岁的沈周在家夜坐听雨的并且留下了一卷图，写下了长篇的题记；

“寒夜寝甚甘，夜分而寤，神度爽然，弗能复寐。乃披衣坐起，一灯荧然相对，案上书数帙，漫取一编读之；稍倦，置书束手危坐，久雨新霁，月色淡淡映窗户，四听阒然。盖觉清耿之久，渐有所闻。

闻风声撼竹木号号鸣，使人起特立不回之志；闻犬声狺狺而苦，使人起闲邪御寇之志；闻小大鼓声，小者薄而大者渊渊不绝，起幽忧不平之思；官鼓甚近，由三挝以至四至五，渐急以趋晓，俄东北声钟，钟得雨霁，音极清越，闻之有待旦兴作之思，不能已焉。

余兴喜夜坐，每摊书灯下，反复之，迨二更以为当。然人喧未息而又心在文字间，未尝得外静而内定。而于今夕者，凡诸声色，盖以定静得之，故足以澄人心神情而发其志意如此。且他时非无是声色也，非不接于人耳目中也，然形为物役而心趣随之，聪隐于铿訇，明隐于文华，是故物之益于人者寡而损人者多。有若今之声色不异于彼，而一触耳目，犂然与我妙合，则其为铿訇文华者，未始不为吾进修之资，而物足以役人也已。声绝色泯，而吾之志冲然特存，则所谓志者果内乎外乎，其有于物乎，得因物以发乎？是必有以辨矣。于乎吾于是而辨焉。

夜坐之力宏矣哉！嗣当齐心孤坐，于更长明烛之下，因以求事物之理，心体之妙，以为修己应物之地，将必有所得也”

在这一篇题记中，可以看到沈周在秋夜醒来独坐的特殊经历，不同于以往的夜晚。这个特殊的夜中吟坐，听雨，犬吠，鼓声…依次传来，雨如同洗涤外部的俗物一般，在自我的对应，感知中，脱离物最为基础，不纠结于外者，而是看到人与世的情，也就是“澄怀味象”，但是这个“象”也非“万象”的虚指，而是与天同、与物情、与人真的性灵之感。如文中沈周所写“则所谓志者果内乎外乎，其有于物乎，得因物以发乎？”究竟是是内因还是外因，是因为物的引诱还是物的存续，让自己进入此境界的，沈周认为都是因果，但如果要辨也以“修己应物之地，将必有所得也”从修身始，应物情，才会有所得。这样的体悟是超越时间的，也是对于周遭世界的明悟。沈周在文中写道；“闻之有待旦兴作之思，不能已焉”在这一次的体悟之后，从生命内深处涌动出创作冲动。沈周在奇妙的明悟中创作与绘制《夜坐图》。这一次的体悟用柏格森的话来说就是“给予那并不存在的东西以存在”表现着在其生活中把握的独特个性与沉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《夜坐图》（明）沈周  纸本设色